离开酒馆后，我执意把郑一平送回了家。
　　虽然他一再推辞，但我还是帮他联系了我美国的朋友。由于时差的关系，那位朋友刚好吃完午饭，正闲着没事儿呢。他听了郑一平的病情后，半天没有作声，最后说这种病即使是在美国动手术，病人存活的几率也不过三成而已。
　　我的心顿时一片冰凉，放下电话。
　　郑一平似乎预感到了什么，半开玩笑地说："怎么样，是不是美国鬼子也没法战胜咱中国的肝癌。"